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每个人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历史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由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合著的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但此书不可以等闲视之，它是作者此前一系列著作的衍生之作，也是作者长期读史、治史经验不断积累与萃取之作。
书中内容与其说是一本历史经验之谈，不如说是对人类史的哲学思考。作者始终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历史是什么？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有益的经验教训？尽管作者提醒我们“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但是，本书作者还是用多视角、多棱镜式的透视观察，以高度凝炼和概括的语言，展现了人类历史活动无限丰富的不同侧面，大大开拓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提供了历史活动中已经显现的某些经验和教训。譬如：
从地理环境对历史影响来看，历史受地质条件的制约，地理好比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水是生物和城镇的生命之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便利的航道。河流、湖泊、绿洲、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欧洲各国等无不是围绕着河水、绿洲建立起绵延的文明，并同时受到水旱灾害的巨大影响。由于技术的发展，从航海到飞机的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格局，在商贸和战争领域争夺制海权让位于争夺制空权，地理因素的影响变小了，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虽然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建立和拓展了人类对地球的控制能力，但人类还是注定会变成土壤中的化石。
从生物学角度看，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地球生活着众多生灵，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活跃十足，人类是危险而可怕的少数，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将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生物学法则同样影响着历史，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是：生命即是竞争。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则充满了暴力。战争是竞争的终极形式，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之一。文明人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合作，合作也是一种竞争的工具或手段。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权力等竞争中，有些生物成功了，有些生物失败了。并非象美国《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所讲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恰恰相反，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自然”对我们楚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几乎会呈几何方式增长；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不得不牺牲掉自由。生命必须繁衍，繁衍过快则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用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从美、英、法、德近代的历史来看，食物供给可以与人口增长同步进行，而且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
从经济学眼光来解读历史，卡尔·马克思是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新，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比如十字军东征、罗马与波斯的战争，都是西方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是因为中产阶级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自己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但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有些时候，非经济性的诱因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如群众运动中的狂热情绪，宗教狂热、民族情绪等等，出现了希特勒和日本神风敢死队。在很多历史事件中，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力量起了决定性作用。如蒙古人征服西亚，莫卧尔王朝征服印度，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上的控制权。历史经验表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银行家和金融资本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进行风险最大而收益又最大的活动。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同，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越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财富集中的速度越快。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通过立法，用和平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通过革命，用暴力手段强行分配贫困。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通过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创立累进所得税，使富人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在更多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梭伦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出来。反观罗马，由于贵族对贫民的不妥协，在提比略·格拉古时代前后（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与贵族之间的战争，直到屋大维重新确立统治，各阶级间才维持了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整个经济史就像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就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财富集中与财富分散历史乐章的一部分。资本家履行了创造性的历史职能，他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信条付诸实施，为商人辩护，主张听任货物自由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比起产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员配备，以及无视供求规律的做法，发挥商人和资本家的作用能使社会大众得到更多的实惠。竞争迫使资本家不遗余力地奋斗，并促进产品不断精益求精。作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社会主义并非在资本主义时期才作为其对立物出现的，而是很早就在历史记录中存在并且有着上千年悠久的历史传统。实际上，历史上对产业垄断、价格操纵、交易欺诈和不义之财的弊端充满着抗议和反对声音。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经济由政府组织经营，管理着庞大的国有经济；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0年）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商业也由国家管理和控制，银行业是政府的垄断行业，但其运营可以委托给私人商号。罗马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年—305年在位）统治下，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插曲。他在公元301年颁布《平价法案》，该法案谴责囤积居奇，反对通过垄断哄抬物价，对所有重要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粮食免费分配或低价卖给穷人。历史上已知的持续时间最长久的社会主义政权，是由印加人于13世纪在今天被称为秘鲁的地方创建的。其君主作为地球上太阳神的代表，有权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通过普查，一切物资与个人及收入都被登记在册，每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人们似乎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状。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533年秘鲁被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征服为止。
如果把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公式运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的合题。这种协调现象，西方世界已经很明显地在进行。西方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逐年上升，私营部门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资本主义保留了私有财产制度、自由企业制度和竞争激励机制。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东西方这对双胞胎可能很快会团聚。作者这种观点是新颖、大胆的，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体趋势的认识也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书中论述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柏拉图把政治的历史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并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柏拉图的轮子”，在罗马历史中找到了例证。古代社会的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其实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所应有的美丽光环。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它曾使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但在历史上也经常变成因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甚至造成文化颓废，道德堕落，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生动的描述和反映：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成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柏拉图《理想国》，第560—564页）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美国的民主政治得益于其深厚的自治根基，也受益于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新教徒开拓的宗教和精神自由，得益于其个人主义能量的释放等等及其他上百种因素，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在美国历史上独有的条件，在世界各地并不具有普适性。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真正建立，人们有选择各自生活方式的权利，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
在全书结尾章节，作者提出疑问：历史真有进步吗？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在历史过程中，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历史本身之所以大体上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我们日新月异的科技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是，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当代显得多么不合时宜！我们今天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相比而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书中观点精彩纷呈，且常有格言、警句，或自创，或引用，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机智而发人深省。如“战争助长了暴力，松弛了道德。”“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转引笛卡尔《传道书》第一章）；“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这些画龙点晴式的格言、警句，使本书增加了不少乐趣和可读性。
本书视野广阔，大题短论，也难免在论述中出现一些错误和有待商榷的观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所误。如作者断言“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P2）此在解释远古历史时情况可能如此，对于近现代历史则不能如此断言。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断言更难站得住脚，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记录的国家，史学著作汗牛充栋，自古以来就非常发达，以史为鉴，注重总结历史经验、重视实践理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再如作者关于多数人统治不符合规律的说法，也不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特征。类似观点远不是终极结论，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
“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在历史的成长和衰亡过程中，是否有任何规律可循？” “文明成长的源泉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书中提出了大量探寻历史需要回答的问题。孟德斯鸠尝言，一本好书需要留下读者的思考空间，重要的也许不在于结论的正确，而在于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
唐代杰出史学批评家刘知己认为，史家必须需兼有“史才”（治史的才具、技巧）、“史学”（治史的学问和史料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见识和品德）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具有。仅有史才与史学，即便拥有精湛的治史技艺，若史识不足，则只能成为史学匠人，而无法成为历史学大家。本书作者可谓才、学、识三者兼备，尤长于史识，颇具历史学大家风范。
本书以提纲契领的线条，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复杂多重的关系，体现了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作者以宏阔深邃的历史视野，对世界各国历史、地理、人文风情的熟稔和信手拈来，长于纵横比较的老练技巧，优美典雅而简练深刻的文风，都令人读之欣悦，豁然开悟——的确是一本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好书，不可不一睹为快，不可不细细品味。
（作者：马廉颇 该文获校院第二届“书香黄华园”读书征文活动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