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活着之上》有感
作家阎真所著小说《活着之上》于2014年12月出版，作品节选版发表于当年《收获》杂志第6期，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后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
阎真在高校任教多年，一直很想写一部反映高校题材的小说。按阎真自己的解释是，多年前，他曾创作《沧浪之水》，小说的主题主要关注的是环境对人的强制性同化，人在现实面前，除了顺应，别无选择。现在他想用一部小说，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小说《活着之上》直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遭遇史。没有拔高也没的虚装饰，但内心有着执着和向往，伴随着妥协、挣扎、痛苦。在梦中的曹雪芹和世上的聂致远之间的虚衔处，恰恰是我们的精神的生机所在。”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作家阎真在《活着之上》中真正实现了他的创作初衷吗？然而，这正是首先需要质疑的方面。
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而闻名学界的许纪霖先生认为“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道”反抗“势”又被“势”排斥的悲剧。”（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P92）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足点一方面是学术和知识，另一方面就是人格担当。知识分子除了具备知识承载着建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之外，还要有人格，在人格上体现自觉的价值尊严：即怀有人文理想、具备内在的德性自力，成为“社会的良心”及精神表率。可惜在经历数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之后，漫长的岁月的流逝仍难将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创伤彻底抚平。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当下，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危机就是面临道德真空、信仰消散的局面，关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空洞说教事实上已被多数人摈弃或漠视，谈道德、论情操不是虚伪就是迂腐。居于文化权力屈服于政治权力的大背景下，被体制化和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亦无心学术，趋名逐利，追逐政治化，沦为当权者的附庸。知识分子群体也随之分化成为两部分人，少数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保留独特个性和独立立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而大部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只有听凭其人欲横流。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基本上处于衰落和崩溃的边缘。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科塞的说法，即使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许纪霖强调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85）显然，若以此为参照，如今高校教师恐怕仅是一种职业名称和职业选择，已然无法匹配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美誉。当人们深切缅怀“传统的”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气质时，只能证明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当下已经是无比地稀缺了。
人生: 沉重的肉身与漂浮的思想
在《活着之上》中，阎真悉心打磨塑造出贫寒出身，赤手打天下，实现成家立业梦想的主人公聂致远的形象（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麓城师大历史学院教师）。借聂致远一角，阎真借用工笔细描的手法，一丝一缕地刻画出当下社会现状特别是高校生活现状及学术生态环境。从博士研究生的考取、就业，到高校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发论文与版面费、学术研讨会、跑奖、申报课题、行政职位的争夺，乃至学生的竞选班干部、考试、助学金的申请与获得等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事务中，聂致远无时不处于困顿之中，被困境所缠，被困惑所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活着之上》P230）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但凡理性的读书人思维探寻的终极，不外乎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冲突和情感碰撞，是卑躬屈膝、运作钻营以谋求生存发展空间，还是为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忍受清贫？聂致远必须作出选择。
聂致远博士同时游离于两个世界，一个是超越世俗的彼岸圣地，一个是昏暗的现实此岸，在两个世界中，竭力去保持灵与肉、价值与功利、理智与情感的微妙平衡，聂致远在崇高、纯真理想与琐碎、卑微生存境遇中反复辗转、挣扎。“外圆内方”的处世原则势必造就出分裂的内心，小说中作者试图传递出聂致远博士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无奈地作出了不少常人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昧的灵魂煎熬。聂致远无法成为特立独行的人，因为有太多的顾虑：或源于家庭出身或源于性格或源于生计的压力，缺乏无畏的勇气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除了设法平息自己内心深处紧张的心理冲突，除了自我的调适，不断将积聚的惭愧、愤懣、幽怨缓缓地释放出来，除了委曲求全……还能怎样？“犹豫了几天我决定暂向生活妥协。也只能妥协。自我生存这么现实，现实到像阳台的棱角，坚硬、冰冷、粗糙，我没有办法设想它的温和柔软。我就生活在这里，在当下，而不是别处。我把这种妥协当作潜伏……”（《活着之上》104）“我一个文科博士，坚如磐石的信念却是现世的自我。有这样的信念我是伪君子，可没这信念我就是傻瓜了。”（《活着之上》9）
“习惯于唱道德高调，以此来实践他们的道德理想，以掩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虽然这种弱点也许是一般人都具有的。”许纪霖曾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诟病知识分子。（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P25）聂致远虽没有特定的原型，但阎真说：“小说中间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我凭空想象得很少，绝大多数有生活的事实支撑。这些细节来自三个方面，自己经历的，从旁边观察到的，听同事和朋友说的。”由此，作家阎真把当下高校教师精神窘境精细地加以层层剖析，对聂致远骨子里充斥的优柔和怯弱叠加虚伪及矫情书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人心: 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
人们在年少时对用来填充青春热情的道德理想往往不具有鉴别能力，纯真的道德理想在社会现实面前常常节节败退。聂致远读中学时对历史很有感觉，考大学填报的志愿是历史，可家里坚决反对，理由很简洁，“学这个专业没有饭吃” 《活着之上》 P9）。后来聂致远自己也检讨“这种青春的执着与反叛也许是一个错误” 《活着之上》P9生活从来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设计或自我的美好愿望来展开的，总是由各种意外机缘杂凑并顺理成章地演绎出来。“那些从书上来的思想在生活中全都苍白，乏力，用不上，生活中讲的是另外一套道理，是钱，是权，是生存空间的寸土必争。”（《活着之上》P22）“我没有钱，有钱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又没有权，有权事情更不会这样。”聂致远屡屡的内心独白和频繁絮絮叨叨地自怨自艾，为自己小农思想及市侩人格进行充分地辩解和美化，“生活像坚硬的墙，在这堵墙面前，一个人不能硬生生去撞它，而只能变得柔软，从墙的缝隙溜过去。”（《活着之上》P23）“既然生活中没有理想主义生根的土壤，那么在市场中争取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那实在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活着之上》P25）某种程度上，聂致远的伪善个性和道貌岸然的做派甚至比不上功利主义者蒙天舒来得实在和坦荡。
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德国天才剧作家毕希纳的观点发人深思。“可学问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信仰，我再怎么穷，怎么想钱，学问也是我心中的泰山。”（《活着之上》P43）对聂致远的潜意识运用弗洛伊德人格学说进行分析的话，他的灵魂中有两个自我即“本我”和“超我”。“本我”和“超我”不时地在厮打和拼杀。聂致远的自我正是“本我”和“超我”的进退维谷的形象写照。在“本我”和“超我”的双重折磨下，聂致远辗转反侧，无法释放因不平衡状态而引起的心理紧张。在心理场中苦苦地寻求“本我”和“超我”之间必要的张力，寻求一个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点，然而这平衡点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若有若无导致聂致远犹如一只钟摆，在学术与政治、情感与理智、现实与理想两极之间反复不停地摇晃。
从人本主义角度去探究的话，每个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和关怀，每个生命都潜藏着无尽秘密。是什么造就了聂致远内在的无着落？归根到底是人生际遇，是他无法选择的出身、原生态家庭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在5岁前就已基本塑造成型，不仅如此，童年也同样形成人的情感基础。小说开场便描述童年时期爷爷的离去，直面死亡，对死亡最质朴、最感性的认知成为聂致远人生哲学萌发的初始源泉，也导致聂致远看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务实。“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了，这几乎就是活着的理由。”（《活着之上》P1）聂致远幼年所处贫困、落后、相对闭塞的环境势必给聂致远奠定与生俱来的狭隘、自恋的人格特征和苍白、浮躁的精神家园。“一个男人，自尊就是他的命。自尊不能说要自尊就有自尊了，那得靠实际的东西撑着。”（《活着之上》P203）真相渐渐水落石出，聂致远即便再努力也无法挣脱如影随形的宿命安排，人情和面子是他本性和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聂致远无从超越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他仅是生存即形而下的低俗活着，他始终达不到形而上之存在的崇高境界。
人性: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活着之上》P103）“说他是人精，就是他凡事都经过周密计算，大小好处都要捞。这种功利主义我有点瞧不起，可又经常回过头来理解他：把自己的空间扩大，把自己的路拓宽，这是人之常情。”（《活着之上》P11）聂致远口中的人精即蒙天舒，聂致远大学睡在上铺的室友，小说中又一个重要人物。与聂致远活得磕磕绊绊相比，蒙天舒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家庭经营，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套用北大钱理群教授如是说，蒙天舒，不顾一切地追逐时代，属于高智商、高情商、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并善于利用体制及人性的弱点达到自身目的的精致利已主义者。蒙天舒在这个时代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存在，也是如鱼得水的存在。现实的巨大反差无情地告诫聂致远，大时代潮流面前个人极其渺小，不仅你无法逃离，更无法与时代反目为仇。
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犯人瑞德（摩根·弗里曼饰）一一语道破“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脆弱的底线，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杨绛先生曾在文中写过她从小怕鬼，一直都怕，直到文革，才突然不怕了。杨先生没有说出的话是：她这时才明白，鬼有什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心，可怕的是极端体制胁迫下人性的扭曲。人们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驯化人们的灵魂，剥夺信仰甚至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而更可悲的是，体制并未创造我们，相反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聂致远或蒙天舒其实都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影子，他们所在学校，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微缩版的社会投射。聂致远的彷徨与矛盾，源于对自我及对世界变幻的疑惑。这几乎是每一个哲学家口中都会提到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阎真尽管没有在作品中向任何一个人发问，但他仿佛已揭晓答案——不管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这命运没有出口也没有意义，它让你陷入他人的视线中无法躲避。我们在世界上所想要在意的事件太多，它们是他人的看法、他人的评价和他人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同化，即便他人即地狱，但我们又根本走不出这无边无尽的地狱。
“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己那巨轮般的力量。”（《活着之上》P223）作家阎真在作品中真实呈现出信仰、智慧、美德、情操的生存空间被无情地挤压，自卑、郁闷、愤懑、焦虑如同一场瘟疫，弥漫在这个物欲时代的每个角落。在时代的浊流与旋涡席卷与裹挟中踉跄而行，个人的抗争显得如此地卑微和无力。人总是向往光明和希望，人总是渴望自由和爱。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臣服妥协还是坚定执念，他究竟该何去何从？
“你站立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活着之上》P292）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又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
（作者：刘娉 该文获校院第二届“书香黄华园”读书征文活动二等奖）